遗民泪尽围城里：长春围困战中的东北悲歌

1948年的长春围困战，是国共内战中最惨烈、最不人道、也是两党最具默契也最讳莫如深的一幕。它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围而不打”的战术胜利，它更是一场拿百姓当筹码的政治屠杀，。而在这场由国共两党两个关内政治势力共同主导的战争中，东北百姓，特别是长春市民，成为最彻底、最无声的牺牲品。在满洲国瓦解冰消的三年后，前首都的长春市民真正体会到了“亡国奴”的感觉。 长春的悲剧不是意外，也不是解放全国的“附带损害”，而是两党逐鹿的直接产物，是南方政权为争夺东北而牺牲东北人、摧毁东北人的冰冷算计。在这场政治军事博弈的胜利中，东北人没有选择，只有命运。国民党也罢，共产党也罢，从他们进入满洲的第一天起，便从未真正将东北人视作争取的对象。两党都来自关内，都将这片土地当作通往帝国权力的跳板与筹码。而长春的悲剧，就是这一逻辑的终极体现。

一、数字背后的血肉

据1948年10月24日《中央日报》报道：“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共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这还不包括城内饿死的居民。 据原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和《雪白血红》所引，中共官方初步统计约12万人饿死或病死。而根据长春市志，1948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为611,246人，解放时仅剩179,241人。即便考虑部分难民逃离，仍有近30万人下落不明。美联社记者杜斌在其十年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数字更为骇人：饿死者应在37万至46万人之间。龙应台则估计死亡可能高达65万，认为长春战时人口可能逼近百万。 从《雪白血红》到《长春饿殍战》，大量幸存者的回忆揭示出当时长春的生存环境堪比地狱。粮价飞涨、法币贬值，金戒指换不来一口高粱饼。百姓剥树皮、啃草根、吃观音土，连皮革纸浆都拿来熬汤。木质家具拆光、电话杆被砍、绿地上的草地树皮被削干净——一切能燃能吃的都被消耗殆尽。尸体无人收殓，瘟疫四起，野狗撕咬残骸，甚至黑市上出现了人肉买卖。一个个生命在国共两军的冷漠算计中，被活活耗尽。 这不是一座城市的战争，这是一次“静悄悄的大屠杀”。  

二、两党暴行：谁都不是东北人的“解放者”

这场浩劫的制造者，并不仅限于一方。国共两党，在长春围困战中各自以其方式，对东北百姓实施了冷酷的压榨、伤害与抛弃。他们都以军事目标为先，视民众为障碍、负担，乃至为可牺牲的工具。 长春守军的表现，是国民党政权对待非基本盘的地区冷酷的缩影。在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和剿总司令卫立煌的指令下，守军采取“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的政策，听起来很有骨气，言下之意就是：东北人可以死，但党国的政权不能丢，东北人是国民党不惜一切的那个代价。战役伊始，守军即封锁出城路线，阻止市民外逃。一方面是防止“动摇军心”，另一方面更残酷——百姓被视作拖累，留在城内才便于集中管控与榨取。很快，军方实行杀民养军的政策组合拳开始了：以征用为名，搜刮百姓粮食，只许“留存口粮”，实则将其全部抢夺。家中有炊烟的查，路上搬运粮食的查，就连见到有人拿着食物也要上去敲打一番，稍有反抗即被抓捕殴打。6月28日，数千市民抢夺粮库，被守军枪杀者无数，史称“康德会馆血案”。而后，在补给彻底断绝后，蒋介石下令：将百姓财物粮食彻底没收，再以“发粮”为名驱逐出城。许多百姓被哄骗至哨卡，所带口粮全数被缴，随后被军警赶出，无衣无食，任其在荒野自生自灭。国民党并非“无能”，而是冷酷——他们深知粮食不够，便将百姓视作耗粮单位，用枪口与谎言将其一一送向死亡线。而当饿殍遍野、尸臭扑鼻，他们又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共产党的封锁和战局的严酷，仿佛自己只是个无辜的执行命令的可怜人，狡黠地用平庸之恶将自己掩饰。 实际上，他们才是最贴近东北百姓的屠刀。 而共产党围而不攻的“战略智慧”，在道义上却是彻底的破产。1948年5月，林彪提出“围困不打”，并亲签“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在兵力不占优势的背景下，以饥饿、封锁、恐慌为武器，制造城内崩溃。他们深知这样做会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仍然选择将其作为取胜工具。解放军在长春周围构筑重重封锁线，铁丝网、壕沟、密集哨兵，每50米一人，构成一个完美的死亡屏障，为长春市民精心编织了困死自己的修罗场。当国军开始逐民出城，解放军默契地严令不放，对濒死的妇孺老人也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将其劝返。数万东北百姓因此被夹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生的希望和国共两党的人性在此真空。在这场看得见的死亡过程中，解放军直到8月才开始有条件地小批放行，但同时又反复强调不得放得太多，以免混入敌方特务。甚至对放出者也严加筛选，工人可过，老弱勿扰。这一精算的死亡分配，是人命成本的策略性消耗。个别部队甚至对企图逃出的平民开枪射杀，活活把“解放”变成了屠杀。而在战后，中共却将此役标榜为“兵不血刃的胜利”，将自己包装成“仁政”象征，把所有罪责都推给国民党，掩盖了自己精心设计、按部就班的饥饿攻城策略。共产党最终以“不战而屈人”的方式“和平解放”了长春，但这是建立在十余万东北人死亡之上的胜利。 他们口口声声喊着人民的政权，却在获得政权之前就让人民沦为最先死去的牺牲品。

三、被解放的东北人，亡国奴的命运

长春围困战的悲剧，正是是国共两党在争夺中国控制权时，对满洲大地殖民与掠夺的缩影。从1945年满洲国的覆灭起，东北人的命运便在吃被绑定在不确定的历史车轮上，从过去国际棋牌室的小角色，彻底沦为他人手中的小字牌，失去了与各大势力讨价还价的资格。而两党对东北前满洲国部队的拆散接收整编，则是将东北人挣扎的权利夺取，自此之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围困战中，东北人的生死、粮食、居所乃至遇难者数字都是两党高层博弈桌上的筹码与工具，时至今日谈及此事，两方要么缄口不言，要么指责对方。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在两党互为镜像的暴政下，东北人被搜粮、驱赶、监禁、射杀、饿死，民心早已荡然无存。战争结束之后，所谓“兵不血刃”的宣传将这一切血泪掩盖，不过是用胜利的光辉压过了数十万死难者的呻吟。东北人至今承受着作为二战战败国的苦果。

四、东北人仍在等待一个公道

今天，当两岸文人尚在互相推卸责任，史家争论死亡数字之真伪时，东北这片被反复碾压的土地仍在沉默，本属于东北的记忆，记忆的主体却被噤声。拥护体制与反对体制之下，东北人表达的声音好似陷入了新的长春围城。国民党的强硬与冷酷、共产党的狡黠与算计，在东北人身上共同刻下伤痕后，时而对立时而合作，仿佛长春一切都未曾发生。想来也对，本就是异国他乡，厮杀时又怎会顾怜四周的生灵；本就是前朝“伪满余孽”，下手时又怎会心软；本就是从天而降的殖民地，毁掉又会如何？对于东北，两党或在这里折戟，或在这里凯旋。失败者灰溜溜的离开，而胜利者在人民的拥戴声中裹挟着为自己建立起一座座丰碑，在丰碑下却躺下了无数东北人的灵魂，在一声声叹息和呻吟中，等待着一个公道 长春围困，撕开了国共内战最丑陋的一页。它不是胜利的象征，而是一场失败的人性考试。东北人没有参战的权利，却承受了最重的代价。历史不能遗忘这一切，东北大地，仍在等一个清算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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