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国耻，振兴家园
长春围城战纪念
我们不该忘记...东北人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添加到日历“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目睹道边上躺着几个人，头一天躺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我在那儿路过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地方，眼睛瞪得好大好大，脸色还是酱紫色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中雨，我还惦记路边那几个人上哪儿避雨去，第二天雨停之后，我从那条路上经过，一眼就看见他们几个还躺在原地，不知是谁出于好心，用麻袋把他们盖上了，只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和脑门，他们每个人的头部和脑门都变成了红色的，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原来他们早已经死了” ———摘自单田芳先生的口述自传：《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1948年，一个东北普通家庭在长春城内挣扎求生。这个家庭的孩子，叫单田芳——后来成为说尽千秋大义的评书大师。
但在那年，他的童年不是武侠传奇，而是血与泪、生与死。
单家在长春城中的亲朋好友们，正在饥饿中一个个死去，城中的老百姓用撕下的衣服换来一口水、一把豆，街头上尸横遍野，空气中弥漫着腐烂与死亡的气息。这不是小说，这是当时东北人的真实命运。
这一切，发生在被称作“解放长春”的围城之中。
关内中国帝国主义将该事件恬不知耻地美化为“解放”，而真实的历史无不让人触目惊心，六十万人被困城中，封锁断粮，长达五个月，超过十五万人在“和平解放”的幌子下活活饿死，尸横遍野，草木无声。那场令世人震惊的长春围城，在白山黑水的土地上刻下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痕。数十万无辜平民在封锁中被活活饿死，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在某些史书中却被轻描淡写为“内战”中的一场“围城战”。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侮辱，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公然遮蔽。作为白山黑水儿女，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正确认识到，“长春围城”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不是“解放”，而是赤裸裸地反人类暴行。
今天，还有多少人被“内战”的说辞所蒙蔽？还有多少人将长春围城当成一场“不得已的军事行动”？但我们要问：是谁将数十万白山黑水人民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换取政治筹码？是谁以“统一”之名行奴役之实？“长春围城“的本质，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以清洗与掠夺东北人为目的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关内帝国主义势力在分赃不均后的残酷内斗中，将东北地区视作牺牲品的又一明证。
关内中国帝国主义分子将东北视为殖民地，将长春人民视为可以随意剥削与牺牲的“他者”。是其残暴野心的赤裸展现。
我们必须认识到，类似的惨剧在白山黑水人民独立自主的时代几乎未曾发生。历史昭示我们：自从东北的自我主权被完全剥夺，白山黑水的土地才沦为中俄帝国主义势力操控下的棋盘。在过去，我们拥有自己的工商业体系、教育文化乃至军事自主性，而当关内中国帝国主义分子以“统一”之名强行接管时，带来的却是土地资源的掠夺、经济命脉的控制、文化认同的扭曲，最终更将东北人推入了人道灾难的深渊。资源被抽干，权力被架空，尊严被践踏。长春的死，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主权，沦为了不折不扣地，任侵略者摆布的”亡国奴”。
转向今天的东北，关内中国帝国主义分子仍在对满目疮痍的白山黑水大地进行着无休止地掠夺与欺辱：人口流失、工业空心、资源掠夺、文化边缘，种种现象摆明，我们早已不再是共和国的长子，而已经成了专制帝国的弃子！这一切的幕后是关内以东南沿海资本家为首，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为辅地针对白山黑水人民系统性的掠夺和有计划的边缘化。
历史的伤口尚未结痂，怎能任由他们拿话术撒盐？民族的尊严尚未归位，怎能继续给侵略者们磕头作揖？一个民族若没有主权，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尊严，更谈不上自由与繁荣。长春的死者，用他们的尸骨昭示了这一点。倘若今天的东北人若仍沉溺在虚假的“中国大一统”神话中，继续甘于被边缘化、被剥削、被奴役，那么历史将无情地重复。
一个个残酷的历史史实不断提醒着我们每个东北人，东北的出路，绝不是对关内卑躬屈膝、委曲求全，而是要重建主权意识，树立地方自尊，实现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自主。只有真正摆脱关内中国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系统性压迫，我们才能走向自立自强的未来。
我们应该铭记，我们白山黑水儿女的身份，牢牢地将长春围城的血泪记忆铭刻于心。国仇家恨，不容遗忘；尊严与自由，不可动摇。
东北不应再是帝国的粮仓，不应再是关内中国帝国主义权力博弈的舞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属于东北人民自己的东北。
让长春的死者得以安息，让我们的黑土地重现光明
吾辈当自强，白山黑水当觉醒！长春的血债，绝不能忘；东北的未来，绝不能再由外人书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时，满洲国首都的新京（今长春）已由苏军进驻。日军溃败时遗留了大量军械物资，苏联将部分移交给中共武装，这为中共进军东北提供了装备基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闯关东"，作为共产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派干部部队绕过山海关进入东北接收城镇和军械物资。10月末，八路军曹里怀在苏军掩护下率部进驻长春，但因国共对峙形势变化，不久又于12月14日撤出长春。此时长春有大量日本遗留的城市建设和人口：城区人口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15万激增到抗战结束时约70万。而此时"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收编到10万余人。
1946年初，国民政府军逐步完成对东北主要城市的接收，蒋介石亲信陈诚出任东北行辕主任。出于对东北人的不信任，他将原日军训练的齐装满员的满洲本地军队裁撤。这些士兵失业后相当一部分被中共八路军收编。此举反而增强了中共在东北的兵力。1946年3月苏军完全撤离东北，国共围绕四平等地爆发拉锯战。经过1946–1948年间的四次四平战役，国军在东北兵力由巅峰迅速下降。中共"东北民主联军"逐步控制原满铁沿线和广大乡村，使国军缩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少数战略城市。到1948年春，长春已成为国军在东北的一座孤城，解放军数量在东北首次超过国军，双方攻守态势逆转，解放军着手准备对孤立的长春发动攻势。
长春在1945年统计人口约50万。在国共两党的内战后，难民涌入使城内人口更多。守城国军主力为第六十军、新七军等约十万兵力。国军战前物资储备不足，城内粮食主要靠周边地区供应和空运补给。市政府号召"人人种地，日日练兵"，企图军民同心坚守长春。但在城市被围困前夕，国军没有做到对普通市民做到有效疏散或储粮指导，这为日后饥荒惨剧埋下了种子。
在战役之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原计划对长春发动攻城战，以九个纵队三十余万人在10–15天内迅速解决战斗。5月23日，解放军完成对长春的四面合围，并切断国军陆上空中补给线路，长春围困战正式打响。由于长春曾是日军关东军经营建设多年的要塞城市，城防坚固且有增援可能，5月29日四野总司令林彪电告中央军委，指出强攻把握不大，建议改以主力野战部队外调，留下部分兵力围困逼降。5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采取“围困不攻”的方针，严密封锁长春，等待敌军粮尽援绝。毛泽东批准了这一部署。自此，解放军围城部队奉命所谓“不费一枪一弹困死长春守军”，宁可拖时间也不贸然强攻。在战役之前，中共中央东北局原计划对长春发动攻城战，以九个纵队三十余万人在10–15天内迅速解决战斗。5月23日，解放军完成对长春的四面合围，并切断国军陆上空中补给线路，长春围困战正式打响。由于长春曾是日军关东军经营建设多年的要塞城市，城防坚固且有增援可能，5月29日四野总司令林彪电告中央军委，指出强攻把握不大，建议改以主力野战部队外调，留下部分兵力围困逼降。5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采取“围困不攻”的方针，严密封锁长春，等待敌军粮尽援绝。毛泽东批准了这一部署。自此，解放军围城部队奉命所谓“不费一枪一弹困死长春守军”，宁可拖时间也不贸然强攻。
包围开始后不久，长春西郊机场即告失守于解放军。当时城内补给仅能依赖空投。据美联社估算，守军每日需40架次空投粮食才能果腹，但在解放军高炮干扰下，多数运输机不敢低飞，空投物资往往散落城外或被截获。6月下旬，长春城内粮荒初现端倪。长春行辕主任郑洞国成立“战时粮食管制委员会”，下令“市民仅留三个月口粮，余粮限价收购上缴”，违者没收并严惩。此举等于变相征粮，“杀民以养军”：守军开始大肆抢掠民间存粮，只给出价值等同于废纸的法币高额钞票。很多百姓粮被征空，只剩糊口几日的口粮，原来国军“保留三个月口粮”的标准形同虚设。到6月末7月初，城内粮价飞涨，从几元一斤暴涨至一万元一斤，出现恶性通胀。随后，中央银行长春分行被迫发行超大面额本票，面值动辄数亿。饥饿开始蔓延，少数藏有余粮的居民不敢明火做饭，生怕炊烟暴露引来军警或饥民抢粮。街头已出现因饥饿和疾病死去的市民遗体。
饥饿加剧下，数千的市民冲击了时为国民党长春市政府的康德会馆后院粮库，试图抢粮充饥。守军国军及警察当场开枪镇压，打死打伤者一时难以统计。同一天，在解放军围城前线，一兵团政委萧华在政工会议上下达命令：“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即便有快饿死者需负责快速“处理”，即赶回城里，绝不能让这些难民成为围城部队的拖累。这一指令反映出中共高层对“饥民潮”早有预判：为了防止特务混入或减轻守军负担，解放军前线开始严格拦截出城百姓，不许任何人员擅自通过封锁线。至此，长春城内百姓实际陷入进退无门的绝境——城内有枪口逼粮，城外有刺刀阻路。此时国共两方在对待东北饥民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长春的老百姓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累赘，人命被当作降低战斗力的负担急于丢给对方。
进入7月，长春城内饥荒愈发严峻。国民党当局最初为了避免军心动摇，依然禁止居民逃离。长春市长尚传道（国民党浙江系干部）发动“军民同舟共济”的宣传鼓动，鼓吹守军与市民共守长春，并提出幻想的自救方案“城内开荒种粮”。但实际情况是，即使现在拿锄头掘开马路种庄稼，也要秋后才能收成，而城内存粮只能撑到7月底。7月中旬后，城内饿死人数陡增，军民矛盾趋于爆发，此时距离国军“保留三个月余粮”的口号过去仅一个月。7月19日，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电令郑洞国：“死守长春，牵制解放军主力南下”。国军高层决心让长春固守常态化，以拖延中共在华北和华东的攻势，守住国民党在江浙的基本盘。7月下旬，蒋介石意识到继续困住数十万平民只会连累拖垮守军，下达密电：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并命令“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换言之，国军开始有计划地成批赶走城内百姓，在彻底搜刮干净他们的粮食和财物后，长春市民被丢包袱一样逐出城外，任何人道主义物资都被国民党军接收，外界的一粒粮也未能进入长春人的口中，而这就是蒋介石的命令。这一政策试图通过驱民减口，把粮食留给军队消耗。
8月初，大批被逐出的饥民涌向长春郊区封锁线。由于解放军起初严守“不准通行”命令，数万难民被堵在国共对峙的“真空地带”进退不得。他们缺粮少水，日夜暴露于野外，饿殍遍地。解放军哨兵目睹许多老人孩子倒毙路旁，有的母亲临死前把婴儿弃于路边，有的难民在解放军哨所前用绳子上吊自尽。有些前线战士被惨状震动，曾跪地痛哭，甚至背着命令偷偷放难民一条生路。难民尸体日积月累，仅城东八里堡一带，在封锁初期就饿死约2000人。8月中旬，中共东北局意识到如此大量平民饿死将造成政治和道义影响，开始调整策略：8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下达《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成立难民处理委员会，统计发现敌我封锁区间滞留难民多达八万余人。决定对已出城且濒临饿死”的难民予以“收容救济”。8月16日，第一兵团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缩小包围圈并前移指挥部，同时根据指示开始有控制地分批放行部分难民。一兵团副政委唐天际制定三条原则：只救济在封锁线附近濒死的难民，对城内难民出城者不救；指定路线、少量放行，救前调查身份后登记发放难民证和救济粮；对出城难民中的技术人才予以收容安置。在此方针下，解放军于8月试探性开放部分通路，短短三天内就有数万难民寻求救助，最终有两万难民获救。随后，国军见状又随即从城内再驱赶出数万饥民，导致缓冲区立刻人满为患。反复的放行与封锁使悲剧延宕：放行几天内，城内粮价一度从高峰回落（高粱米黑市价从每斤700万降至500万法币），继而随再次封锁又飙升至1000万。到8月底，围城已持续三个多月，长春外围野地散布着成堆无名尸骨。中共在宣传中指称这是“蒋军驱赶市民、抢粮制造饥饿”的阴谋，并以自己“分批放出难民、设粥棚救济”的举措来对比国军的残忍。但无论如何，长春周边已沦为人间地狱：有记者描述难民“因饥饿虚弱到不愿浪费力气，男女就在众人面前直截了当地解决大小便”；甚至长春黑市出现了人肉出售！与中原地区不同，东北自古地广而物丰，饥荒鲜少发生，而今自相啖食的惨剧竟破天荒的发生在长春这片土地里，发生在国共角力的牌桌上！
9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外线发起辽沈战役，南下攻取锦州等地，长春围城部队则继续监视困守之敌。9月9日，林彪、罗荣桓等致电毛泽东，上报《围困长春的报告》。报告坦承：解放军采取“围困不攻”的策略，已经造成大量饥民的饿死和营养不良，但放饥民生路又会被国军利用分担守城压力，因此必须掌握“放”与“收”的尺寸，有限度的救人。报告亦提到，长围已导致前线部队出现厌战情绪和疾病，部分官兵或是不忍看见老乡在城里饿死怀疑共产党的正义性，或是怀疑围而不攻是我军无力攻城，开始要求结束围城。针对这些问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门加强了思想鼓动，用被俘国军的供词说明长春守军已极其困难，以稳定部队耐心。此时长春城内的情况已近绝境：美联社报道称城内每天约有500人饿死。城内街头“饿殍满地，野狗满街”，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据战后统计，1948年夏秋之交长春平均每天饿死约千人。
进入10月，随着辽西走廊国军主力在锦州被歼灭，围攻长春的战略目的基本达成；加之守城国军长期半饥半饱，士气崩溃，大批官兵逃兵投降。10月17日，长春守军中实力较弱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决定率部投共。10月19日凌晨，曾泽生通电起义，第六十军倒戈开城。国民党新七军军长郑庭笈见势随后选择投降。长春至此宣告解放，历时五个月的围困战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结束。解放军进城时眼前是一座死气沉沉的“死城”：满目疮痍，全城约700万平方米建筑，有230万平方米在围城中被毁；居民的木质门窗房梁早被当柴烧掉或是修筑工事，城市绿地的树皮树叶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街道两侧堆满无人收敛的遗体残骸，瘦骨嶙峋的幸存者奄奄一息。战前50万以上的人口，到战后只剩下约17万存活者留在城内。这意味着少则30万多则四五十万普通人命丧。这场浩劫长春与广岛的类比更令人不寒而栗：广岛原子弹9秒钟夺走近14万条生命；长春则用了5个月，在枪炮未大规模攻城的情况下“兵不血刃”饿死了数倍平民。
来源: 大康有话说
答观众问
来源: 李肅Hi5第一頻道
1948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過一場中共官史迄今仍然不願正視的悲慘事件，十幾萬平民百姓死於非命。這就是中共歷史上的長春圍困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無辜百姓死於兩軍對峙呢？
来源: 赖子恩典
原国军60军军部无线电报务员李健平讲述长春围城见闻。
来源: 坂本龍馬
新京(長春)建設の様子を写した貴重な映像。1931年には城内・付属地合わせても約13万人に過ぎなかった新京は、1944年には人口86万の大都市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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