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王车易位–谁才是自古停留在部落与奴隶制？

在探讨中世纪亚洲政治制度时，北亚诸国与中原王朝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比两地基层组织单位的内在结构、权力分配和社会关系，我们得以窥见两种文明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本文将着重分析北亚庄园制度与中原宗族制度在政治、军事、宗教等多个维度的区别，以及这些差异对各自社会发展方向的深远影响。

中世纪北亚诸国基层庄园群尽管在人口数目上与中原村落接近，但其内核截然不同。他们对上承担主君的军事义务，对下要接受领民代表的税务谈判。对内受自由民法庭制约，对外受到萨满和上师的影响。其中萨满是不同氏族的祭司阶层，代表着神权，作为王权和氏主的制衡存在。上师一般被称之为“喇嘛”，常见于藏地、蒙古和16世纪的满洲。不同于现代印象，这一时期的上师有自己的庄园领地和武装，常游走于王公之间作为谈判代表而存在。它们形成了有完整框架的政治体，可以接纳更多领民构建成国家，部民领地内分工明确，并且权责对等。它们有独立的权力与能力，可以不依赖于更上一级的机构而独立存活。而同期中国即使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既要承担农耕各项税务，又要负责徭役等诸多义务，且他们被剥夺了军事属性，承担着各级税收却没有议价的权利。这种需要缴纳田赋，还要承担无偿封建义务的农民实际上只能叫农奴[^1]。

宗族，作为中国基层的共同体，在发展阶段上更加原始，中国宗族保持社会的底层结构维持在数百之间[^2]，尽管同北亚的庄园人数相近，却在农业社会无法更进一步。它们同数万年前的原始人落后小部落组织内核相似。无独有偶，对于（中国）宗族的本质是部落这一概念，在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3]也有相应的明确定义。他将人类的社会形式分为四个阶段：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而对部落的定义恰好是人口数百人、成员关系基础是基于亲族关系的宗族、无官吏层级、交换基于基础互惠而非基于税收的再分配、面临外部冲突的解决也是非正式的。他们缺少全职的手艺者，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非常的单一。这种“部落”往往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们是无法扩大的，无法自发构成更大的健康的团体。随着人口增长，宗族关系就远了，血缘就稀释了。相比之下，大部落在发展，领地在扩张，得以构建氏族同盟关系。于是军事分封制就出现了，从此部民同领主建立契约，每一块封建部民领地都具备成为小型国家的潜力。而这种小型国家则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分工，如：医生、工匠、士兵等等，因而可以说部民领地是具备着成为小型国家的能力的。几个世纪前庞大的中国就由那样无数个名为宗族落后的小部落所构成。它看似庞大，在精密完善的封建联盟面前却极易倒塌。当然，中国会辩解有“更先进”的地方制度存在。

在古典中国，因为多数人只有对宗族内的义务和责任，对外只有无底线的掠夺。唯一的平衡方案就是推举一个共同的大家长，宗族之间的你死我活让传统中国以邻为壑，建立平等和信任的合作关系及其困难。中国有句话叫“双输总好过单赢”，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独裁应运而生。无数宗族平等地接受来自皇帝的毒打，在没有秩序的社会中建立暴君的秩序。皇帝是通过征服者的姿态来建立对传统中国统治的，所以看似皇帝要为一切负责，而实际上他却掌握着最终解释权，没有任何人能对皇帝制度进行制约，他并不需要在实际上付出任何代价。皇帝通过郡县制选取只负责于权力本身（皇帝）的官僚，将地方的政务和税务都交给这些被“忠君即爱国”的观念洗脑几十年，除却写赞美诗和说空话外其他一概有限的官员来处理。他们只对上负责，对下没有任何义务，因为决定着他们升迁或贬谪的不是百姓。他们利用道德但不相信道德，用“大义”作为攻击和捆绑他人的工具，而自身能做到的却极少。利用技术但是不相信真理，享受着技术的同时歧视匠人和技术，只有掌握“释经权”，懂四书五经的士大夫们才不是“奇技淫巧”之流。利用人力但是从来不热爱人本身，生民百姓常见于他们口中，但从来都只是口号和数字，落实到实际中不肯稍减一点奴仆，从秦开始直到晚明还在闹“江南奴变”。而北亚的海西诸国的封臣、披甲人们直接在乡村发展，受到来自上下各级的直接制约，最后发展出来最适应本地的一套模式和体系，很难犯不知基层数据的错误。过去我们说长城实际上从物理上避免了高墙之外的自由被侵蚀，而现在则应该说北亚本身则从制度上有效地抵御了来自中国的奢靡、腐败、专制、矛盾尖锐、内部充满争斗欺骗和政治混乱，构成了长城外的“长城”。

[1]: Goldstein, “Reexamining Choice”（1986）, pg. 109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1948)

[3]: Jared Mason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